根据上述归纳不难发现，证明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其目的在于发现法律真实，其受诉讼证明的特殊性、案件性质因素、证明难易程度、待证事实与案件真实的关联、重要程度等影响，因此，证明标准是具有内在层次的有序适用体系。具体而言，对于一般“本证”（原告主张）的实体待证事实，采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而对于“反证”（被告反驳原告）的实体待证事实，采用“真伪不明”标准，这是因为对于一般的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原则，由于原告负有证明主张的法定义务，如果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被反驳成为“真伪不明”，就足以导致本应适用于原告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不成立，从而得出反驳成立的结论；另外，对于欺诈、胁迫等足以导致法律关系变更、撤销或者与口头遗嘱、赠与相关将导致法律关系设立、变更等法律后果的特殊待证事实，法律则要求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笔者同意应用“两步法”核验之，但必须明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待证事实或举证责任施以更高的、几乎接近真实的证明要求，那么，该标准的适用就应“依法适用”，即应被限定于法定的特殊待证事实，而不得由“法官造法”，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最后，对于与诉讼保全、管辖等相关的程序性待证事实，主要是出于程序保障及诉讼效率的考虑，采用“较大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这是适当的。

       三、缺席审理

       目前，我国对缺席审理的规定几乎空白，仅有的几个法条[11]均集中于“缺席判决”这一个环节，尚未建立缺席审理全流程的规范体系，而后者一般是指被合法传唤的当事人未于应到庭辩论之日到庭或到庭但未行辩论之事时，法院适用缺席审理程序，听取到庭当事人的诉求和主张，并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依缺席程序作出裁判，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依照缺席程序要求推进诉讼程序顺利实施，二是最终产生裁判结果，即作出缺席判决。

       根据实证研究成果[12]，我国于2021年至2023年间，民事审判案件中缺席判决的案件占比分别为22.1%、23.2%、26.7%，不但占比较高，而且，其比例还在持续走强。实践中，采用缺席审理的案件较多集中于合同纠纷，如借贷合同，买卖合同以及民事侵权责任等。

       如对民事缺席审理制度进行国际化考察，各国当前存在着一方辩论主义和缺席判决主义两种立法模式。简言之，缺席判决主义，即当被告缺席庭审时，在原告提出缺席审判后，法庭不再审查证据材料，而是直接视为原告的诉求被被告方认可，法院据此作出缺席判决；而一方辩论主义则不同，在被告未出席法庭时，并不会迳行认定被告方败诉，而是综合原告方证据、缺席庭审方提交的答辩文书或证据（如有）进行综合认定，并作出裁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1条进一步明确，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可以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我国的立法模式同一方辩论主义具备实质相似性。

       正常的民事诉讼应是两造到庭，双方分别举证、质证，法官居中主持，公平、合理、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决定证明责任的适时转化、适用证明标准，从而依法裁判，但缺席审理显然打破了这一平衡，无论被告是否答辩或提供证据，但因其未出席庭审，直接导致证据质证、辩论无法正常进行，同时，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法官独立审判、错案追究制度的实施，致使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理缺席审理案件时，为追求“公正、客观”，反而容易丧失独立性，不自觉地充当了“缺席”一方的代表，体现在“先入为主”的心证或用缺席方的视角审视出席方的请求事项、主张以及证据，相应地，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不当提高出席方的证明标准就成为常见的问题。

       四、案件检视

       虽然历经四年，本人代理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最终仍以败诉告终，但本人坚持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值得商榷，集中体现在缺席审理过程中，法官未能自始至终坚持中立立场，而且，不适当地提高了原告的证明标准，错误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提升至“排除合理怀疑”，直接导致原告举证不能而败诉。

       如前述，“排除合理怀疑”是针对特殊待证事实适用之证明标准，法官不应擅自扩大适用范围，而本案的待证事实显然不属于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范围，但各级司法机关均认为“李某现无证据佐证其在ST设立登记时（2009年4月7日）身份证处于遗失状态，存在被他人未经授权持有身份证原件的可能性”，另结合商业外观登记的情况以及“实践中不乏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或招商中心代办登记时代股东签名的情况”，从而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请。实际上，各级司法机关均有意、无意地坚持在本案中采用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很显然，本案应适用“高度可能性”的一般证明标准。考虑到ST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李某作为持股仅5%且完成实缴义务的参股股东，其对ST的对外债务、清算义务等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李某提起本案诉讼的动机并非逃避可能的法律责任，根据法律常识，其恰恰是保护自己姓名权之“拨乱反正”之举，再结合本案业已查明之事实（公司登记之商业外观根本不是证明李某未被仿冒登记的理由，而恰恰是其被仿冒的结果），在“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正确适用的前提下，原告李某诉请应得到支持。

       本案另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本案被告、第三人均经合法传唤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本案一、二审均系缺席判决。尽管法院在判决中均认定“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但事实上，一众未出庭的被告、第三人不但并未因其“放弃权利”而“遭受不利后果”，反而是法院将“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提升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更高的特殊证明标准，法官存在过度干预当事人程序权利之嫌，事实上是在代替缺席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且产生了比对席庭审情况下对缺席当事人更有利的结果。